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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津永:深刻理解中華文明起源發展與生態環境的關系

    時間:2022/9/13 16:14:50|點擊數: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對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個既復雜又漫長的系統工程,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獻研究同自然科學技術手段有機結合起來,綜合把握物質、精神和社會關系形態等因素,逐步還原文明從涓涓溪流到江河匯流的發展歷程。”生態環境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根基,生態環境變化深刻影響著文明興衰演替。中華文明的起源、發展與生態環境緊密關聯,考古學、歷史學、地理學等學科的研究都共同印證了生態因素在中華文明從“滿天星斗”的起源,發展壯大到“多元一體”的共同體這一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探討生態環境因素與中華文明整體發展及其變動的關系,形成生態環境與中華民族、中華文明發展演進的整體認知,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如何理解中華文明起源、發展的內在機制等問題有著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中華文明多元起源與生態環境的關系

      中華文明從多元起源到“多元一體”發展的全過程,始終與生態因素緊密關聯。無論是“農牧交錯”的北方文明發展主軸,還是“黃河軸心”時代的終結與經濟、文明重心的南移,以及南方開發的梯次推進,都和人與自然互動關系的調試和變遷息息相關。

      中華大地遼闊的疆域和復雜多樣的地理環境,為中華民族及其文化的多元起源和多區域、多中心發展提供了條件。在此基礎上,中華大地成為人類起源的中心之一,中華民族的先民早在舊石器時代就在這塊土地上繁衍生息。進入新石器時代,中華民族文化多元起源的格局,便隨著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在全國各省區的大量發現而日趨明朗。中國現代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曾從文化淵源、特征、發展道路的異同等方面,把我國新石器時代文化劃分為六大文化區:一是以長城地帶為中心的北方(東北、西北)地區;二是以晉、陜、豫三省接鄰地區為中心的中原地區;三是以山東及其鄰境地區為中心的黃河下游地區;四是以湖北及其鄰境地區為中心的長江中游地區;五是以蘇(江蘇)、浙(江)鄰境地區為中心的長江下游地區;六是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一線為主軸的南方(包括東南沿海、嶺南、西南幾省)地區。從而,大體上勾畫出了我國新石器時代文化多區域、多中心發展的格局。正是適宜的地理生態條件,為人們提供了充足的自然資源等生存條件,人類得以生息,文明得以發展,孕育了中華文明早期起源的“滿天星斗”。

      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發展與生態環境的關系

      中國各區系文化類型基于各自的地理生態環境和社會發展階段,產生了具有自身特色鮮明、風格迥異的文明因素。在歷史長河中,各個文明因素絕非封閉孤立或步調一致,而是呈現著碰撞、交流、融合,或快或慢,或上升為主體文化而表現出更強大的凝聚力與向心力,或融入主體文化,成為共同體共享的文明因子。

      我國的地理環境和生態條件在多元的基礎上又具有整體統一性。云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郭家驥的研究指出了其中的關鍵:首先,由于中華大地四周都有天然阻隔,內部自成體系完整的地理單元,使我國各民族內向發展比外向發展更為容易。在古代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外向發展從未成為主流,外部影響也從未占據主導地位。各民族內向交往的山水阻隔和交通不便的困難,在歷史發展中不斷被克服。早在遠古時期,我國各民族的先民就利用山脈走向、江河沖刷切割所形成的天然通道,闖出了多條由東至西,由北而南的民族遷徙“走廊”和經濟文化交流路線,著名的有中南走廊、南嶺走廊、藏彝走廊、河西走廊、內蒙古走廊等。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后,歷代中央政府又動員全國力量修建了許多官道、驛道、棧道等,大大方便了國內各地區、各民族之間的聯系與交往;其次,我國天然形成的自西向東落差顯著的三級階梯地形,為周邊多元、多區域、多中心文化向中原匯聚提供了便利條件。

      受我國自然地理環境東西、南北交結和多元文化匯聚的影響,中原地區在中華文化多中心不平衡發展過程中率先崛起,成為遠古中國最先進、最發達的核心地區。隨著這一先進核心文化向四周的輻射與擴散,中華民族及其文化的整體統一性便日趨增強和鞏固。我國特殊的地理氣候條件,自然形成我國東西、南北兩條地理過渡帶:一是東部季風區與西北干旱區和西南青藏干寒高原區之間的東西過渡地帶;二是南方溫濕環境區和北方半干旱溫暖環境區之間的南北過渡地帶。這兩條過渡帶恰恰就在傳統所認為的中華民族最重要的發祥地中原地區,即今日的西安—洛陽—開封一帶,在空間上交匯形成一個巨大的“十”字結構。我國所發現的迄今為止最早的古人類遺址,就集中分布在這個“十”字結構的縱軸上,南端是170萬年前的元謀人,中間是80萬—75萬年前的藍田人,北端是70萬—50萬年前的北京人;中華新石器文化中內涵最豐富、影響最大的新石器文化,則集中分布在“十”字結構的橫軸上,西邊是黃河中游文化,其序列是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龍山文化。東邊是黃河下游文化,其序列是青蓮崗文化—大汶口文化—山東龍山文化—岳石文化。而過渡帶的地理條件多樣,有利于農業發展。在眾多因素共同作用下,促使中原地區能在中華文化多中心不平衡發展過程中率先崛起,并在周邊多元文化匯聚、交融的過程中脫穎而出,逐步成為中華文化核心地區。這個核心一旦形成,便以其較高的經濟文化優勢向周邊輻射與擴散。中原地區先進的經濟文化隨著漢族的四處遷徙深入到中華大地的四面八方,在多元的基礎上形成了一體格局,增強了中華民族及其文化的整體統一性。

      中國社會學家、人類學家費孝通認為,從歷史發展的縱軸來看,文明發展總是在碰撞、交流、融合中不斷前行的。根據考古發掘的器物,新石器時代的文明不僅有交融匯聚的跡象,而且隨著人們活動范圍的擴大,在不斷碰撞交融中,逐漸形成了凝聚核心的文明力量,進而凝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這個格局具有鮮明特點,凝聚核心,成員眾多,是逐步形成的。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馮天喻提出,中華文化自其發生期,即因環境的多樣性而呈現豐富的多元狀態,到晚周,各具特色的區域文化已大體成形。秦滅六國而一統天下之后,加劇了以漢族為核心凝聚力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過程。

      中華文明從“滿天星斗”向“多元一體”的凝聚形成,就是中華民族在多元地理和生態環境的中華大地上交流融合、生生不息的歷史。其中,生態環境為文明的發展與民族的凝聚提供了重要支撐,二者相互交織,協同演進,這是分析和認知中華文明起源、形成和發展機理過程中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

      (作者系云南省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曹津永)

    來源/作者:學習強國/云南學習平臺 責任編輯:張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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